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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歌:永恒于喧嚣之中标识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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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8-3 19:34:52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诗歌:永恒于喧嚣之中标识时代
      

       新华网广州8月25日电(记者陈寂 谈昦玄 梁赛玉)中国文学最高奖项之一的鲁迅文学奖今年首次为旧体诗授奖,却引来众多争议,再度将诗歌话题抛入大众视野。

  无论诗体新旧,诗歌在中国都曾因经历了“梨花体”“羊羔体”等接连戏谑而颇受质疑。在喧嚣的当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般恬淡清雅的画面或不复存,旧体诗也或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淡出。在拥有数千年诗歌历史的国度里,人们是否还需要诗歌?诗歌在当今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中国的古典诗歌,在唐代已经到达了顶峰。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材料都和古代不一样,因为世界变了,我们的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也要改变。”诗人于坚告诉记者。

  于坚表示,诗歌应该保持纯粹性,而这种纯粹性不应该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遗世独立,而是应该与时代、生命发生深刻的联系。

  日前于坚在广州参加南方国际文学周的“诗歌岛”活动。在一场“中韩诗人对话”开始之前,一名现场保安拿着一本诗集向他索要签名。现场座无虚席,犹有上世纪80年代诗歌热潮的余韵。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新思想、新文化和新艺术集中爆发的黄金时代。诗歌,是所有这些生机勃勃的领域中的“始作俑者”。写诗的人们,守持着物质上的贫困,分享着精神的富有,在全国漫游,把酒诵诗。

  当年“朦胧诗”之后,从海子、西川、王家新、张曙光等形成的精英式“知识分子写作”,到以于坚、韩东、伊沙、杨黎等为代表的民间立场“口语写作”依次登场。到1990年代,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流派,到以徐乡愁为代表的“垃圾派”,出现在大众视野中,闹剧频出,诗人形象与诗歌文本遭遇解构。

  “如果诗歌只是无聊的风花雪月,或者语言修辞的技巧和游戏,只能造成读者的远去。读者对诗人的要求是建筑一个 精神殿堂 ,引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如果诗人不回答这样的问题,读者离诗远去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认为诗歌和我的生命没有关系了。”于坚说。

  因此,于坚认为,新诗的出现是与中国的现代性联系在一起的。“世界变了,大地被摧毁,河流在消亡,新诗的出现是和世界语言的关系改变一道产生的。”

  在诗人王家新看来,人们早已经进入到一个无限多样化的社会,当代诗歌写作也大多是立足于个人经验和感受的写作,它们以各自的方式折射出这个时代。

  深圳打工诗人郭金牛诗集《纸上还乡》近日出版。看到郭金牛诗歌英译本的欧洲记者来到深圳采访他,惊讶于底层的劳动生活与高雅的诗歌写作间偌大的落差。郭金牛不以为然,他认为,诗歌作为中国的文化传统,已经进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液中。

  “诗歌首先从个人出发,然后关注一个人、一个村庄、一个街道或者一个工厂,关注的过程中就关注了整个人类。写一条流水线,可能写的是整个工业,或者工业时代。”郭金牛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自己的诗歌,有故事,有画面感,以细小之物,传递浩大的信息。

  “很多诗人的写作具有真切的现实感,我们可以感受到。多少年过去后我们再回头看,也许正是这些诗人的写作,甚至是其中的几行诗,会标记着一个时代。”王家新告诉记者。

  王家新认为,近些年来,国内出版社出版了许多诗歌丛书,比如去年作家出版社就出版了“标准诗丛”第一辑,长江文艺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等也竞相出版诗集。而民间资本的热情参与,也推动了近些年诗歌节、诗会的丰富开展,并让诗歌凭借以书代刊的形式不断出版发行。

  诗歌在新媒体平台上的发展使其更加多元。诗歌的读者愿意出门参加一场诗会,更喜欢在微信上关注“为你读诗”“诗歌精选”“读首诗再睡觉”等公共账号,过一种被诗歌滋养的生活。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清华认为,孔子最早将诗歌的社会作用高度概括为“兴观群怨”,就是对诗的美学作用和社会教育作用的深刻认识。“诗歌可以帮助人先立人,提升人心灵意义上的人格高度,这对中国人的意义重大。”

  张清华认为,诗歌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变与不变的有机结合,“我们对诗歌的认识往往是用静态的方式,但是事实上诗歌作为一种古老的存在,一个文体,一种艺术形式,有一直在变的东西,也有不变的东西永恒存在。”

  “现在社会的讯息看似繁复多样,但它也有一种内在的贫乏,这就是为什么在当今人们依然会需要诗歌。诗歌的美、诗歌特有的价值是任何力量都不能取代的,不用为她担心。”王家新说。

文章来源:新华网 作者:陈寂,谈昦玄,梁赛玉   发布时间:2014-08-25

http://www.shigebao.com/html/articles/22/38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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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9-8-3 20:07:46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文学奖的民间争议


                   作者:夏榆 赵一丹
                   来源:南方周末

       (2010年)11月9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在绍兴颁奖。20天前,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武汉诗人车延高因其官员身份备受瞩目。“我看了车延高的诗歌,看到比较好的,比如写汶川地震的,也看了最差的,歌颂几个女明星的。我的看法是:他最好的诗也不过质量平平,写得差的,当然很平庸。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同意网友更为严厉的意见,这是鲁迅文学奖的耻辱。”诗歌评论家孙绍振告诉南方周末记者。1980年代初,孙绍振以《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推动了朦胧派诗歌崛起。

  车延高的获奖,使诗歌和鲁迅文学奖共同成为公共话题,引发广泛关注。

       “斯大林也写诗,也不想当大老粗”

  “羊羔体”出来后,车延高曾自己辩解,《徐帆》、《刘亦菲》并不是他获奖诗集里的作品。实际上引发这次网络狂欢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车延高的武汉市纪委书记身份。

  “在诗歌面前,官员和流浪汉是一样的。”韩作荣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韩是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类终评委,1978年起先后任《诗刊》社编辑、《人民文学》前主编,也是首届鲁迅文学奖(1996年)“诗歌奖”的获得者。

  韩作荣对车延高投了赞成票:“在报送诗歌类作品的127部诗集中,作者是官员的,不止他一位。车延高的诗放在入围的水准看还是上乘。我投票,没有看他是不是官员,只看诗。他写对女儿的爱,写对饥饿的感觉,对一个馍的向往,还是非常的痛切。要求一个诗人写得好没错,但不要因为他是官员就起哄。”

  韩作荣强调,鲁迅文学奖诗歌类终评委有11名,车延高得票够8票,超过胜出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票数。

  “官员为什么不能写诗?一个写诗的官员可能比不懂诗歌的人更有趣味。”从1970年代起,一直进行现代诗歌探索的诗人多多对官员写诗有自己的看法:“我经常能见到写诗的官员,他们非常热爱诗歌,这是好事。诗歌也是金字塔型的建筑,没有广大的基础性的东西,高层何从建立?”

  但多多反对诗人以写诗谋取私利:“诗人社会是一个江湖,在诗人社会里也有人用诗歌的名义谋取私利,这样的诗人就等于自我开除。无论怎样一个时代,诗人都应保持对诗歌的纯粹性。”

      诗人王家新也是武汉人,与车延高有过一面之缘,接受过车延高的赠书,但是没仔细读过,只看过标题,比如“我咬着牙齿发誓”、“等我知道回头时”等。

  在王家新看来,诗歌正在被权和利败坏。曾有一位写诗的官员组织诗人聚会,邀请王家新写诗歌评论,看到其自费出版的诗集的水准,王家新婉拒了,他经常会遇到类似情况。“官员写诗并不稀奇,中国有这个传统,皇帝爱写诗。斯大林也写诗,他也不想当一个大老粗。官员诗人写诗,想表现,不满足于从政,我觉得也挺好。关键是看他写什么样的诗。”

  在描述对诗坛的感受时王家新说:“在中国,对待真正的诗歌要付出耐心。像我们这一代的诗人,比我们更年轻的一代诗人,有不少是在艰难的环境下,坚持严肃独立的诗歌创作。真正优秀的诗人、优秀的诗歌是在人们的视线之外。”

  1980年代的“朦胧诗”不仅让诗歌复苏,而且,在百废待兴的大时代背景下,成为冰河期的解冻标志,一代人甚至几代人在“朦胧诗”中“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那时候,排队购买一本诗集的现象时有发生;校园内外,诗歌社团风起云涌,油印民间诗刊遍地开花;诗人的身份一度被涂抹上浪漫骑士的色彩,倍受青睐……

  “朦胧诗”之后,以王家新为代表的精英式“知识分子写作”,到以于坚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式“民间写作”依次登场,到1990年代,以沈浩波为代表的“下半身”流派,到以徐乡愁为代表的“垃圾派”,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一些诗人下海经商,另一些诗人则以闹剧登场。

  对当下的诗歌现状,网友“疯人狂语”的观察更为直接:“进入九十年代,诗歌渐渐地从人们的视线淡出,一步一步地离开了人们的生活。当赵丽华的"梨花体"突然被人们在网络上发现时,人们惊讶地发现诗歌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再也不是人们心目中的诗歌了。那种优美、富有诗意、富有节奏感、能震撼人们心灵的诗歌不见了,代之而来的却是把一句话分成几行写、语言直白、充满废话的所谓的诗歌。面对这样的诗歌,人们有一种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

  一度处于媒体关注中心的车延高表示,他十分乐于看到“羊羔体”能引发大众对诗歌的再次关注。

  评委不要到外面去吃请

  “鲁迅文学奖评出过杰出的作品,但是无可否认,也有垃圾被评出来。中国作协应该借现在的争议认真总结,看看在它的评奖历史中,哪些是属于杰出的作品,哪些是垃圾,使这个以鲁迅名字命名的文学奖真正建立起公信力。”孙绍振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鲁迅文学奖设立于1996年,其前身“全国中、短篇小说奖”,自1980年代初新时期文学开始即设立。它评选的是除长篇小说之外其他各种文体和门类的作品,即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翻译等七个类别,每三年评选一次。

  国内重要作家史铁生、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苏童、刘庆邦等曾获得过这个奖项。

  本届评奖加强了初评机构,用“初评委员会”代替了原先的“初选审读组”,每门类13位初选评委,他们被分成4个组,两组交换审读书目,保证每部作品都经6人以上阅读,并进行讨论,确保不会使任何一部作品随随便便筛选下去。为了提高初评委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本届鲁迅文学奖首次公布初评委员名单。

  “羊羔体”现象让鲁迅文学奖的公正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质疑。常熟理工学院副院长、文学评论家丁晓原是报告文学类的终评委。“评委要靠自己的良心投票。”丁晓原说。

  鲁迅文学奖分初评与终评两个阶段进行,本届报告文学奖初评结束时,近150部作品剩下了22部。评委们在评选过程中聚集过两次,第一次是在北京的一家宾馆,花了三天时间,所有评委都在一起,分头看作品,提出阅评意见。每一个门类的评委会都派了一个纪律监察者,他没有投票权,主要是监督投票。

  “在评选期间倒也没有明确限制自由,但是强调评委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到外面去,也不要到外面去吃请。”丁晓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关于网上流传鲁迅文学奖的跑奖、买奖行为,丁晓原表示不知情:“现在资讯发达,是不是有打电话、发短信,进行跑奖,说不太清楚。至少我感觉我们这个评委会还是很认真的。投票的背后涉及到评委会里每个人的良知。干扰我想肯定是有,但是这还是取决于评委个人的公正和良心。”

  每一次评奖的遗珠之憾在所难免。在最终角逐出的5部作品中,让丁晓原满意的是李鸣生的《震中在人心》:“它没有停留在一般意义的对抗震救灾的歌颂,当然也有歌颂,但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生命的伤痛。”

  李鸣生成名于1980年代,他的写作沿袭了那个时代报告文学对现实的介入传统,体现出深刻的反思性。“为写《震中在人心》,他曾深入地震后的乡村,到学校废墟、倒塌的工厂里寻访天灾与人祸,大大超越了同类的作品。”丁晓原说,这是李鸣生第三次鲁迅文学奖获奖。

  鲁迅文学奖评选办公室主任胡平谈到此次评选结果时强调,还是有很多好的作品没有报上来。“文学属于艺术,不能像对自然科学那样用数字和仪器测量,是凭艺术眼光打量,而艺术眼光又是千差万别、各具个性的,所以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能以票数为准。”胡平说。

       初评筛掉龙应台聂华苓

  为应对社会对鲁迅文学奖的争议,中国作协近半个月间连番举行新闻发布会。然而,鲁迅文学奖的争议并没有因为作协的再三声明而平息。

  作为一个全国性的文学奖项,鲁迅文学奖的获选者多局限在作协体制内部。“鲁迅”不再是全民的“鲁迅”,而是作协、文联的“鲁迅”—在本届获奖作家中,不少人抬头上有作协、文联“官衔”。

  台湾、香港、海外华人作家很少进入评选系统。在散文、杂文的序列中,有213部作品被推荐,其中包括龙应台的《目送》、聂华苓的《三生影像》,然而这两部在海内外影响广泛的散文集在初评时就被筛掉了。

  鲁迅文学奖与鲁迅精神的疏离也广受争议。在中国作协公布的鲁迅文学奖评奖条例中,强调了它的选择标准:“所选作品应有利于倡导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

  孙绍振在评述鲁迅文学奖的评奖标准时说,“如果所有作品都这样要求,以往的评选中,有多少作品符合这个标准?什么是爱国主义?批评某种腐败是不是爱国主义呢?这样的标准是经不起推敲的。”

  本届鲁迅文学奖翻译类首度出现空缺,令外界惊诧,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南京译林出版社曾推荐36部翻译作品。其中有余中先译的法国作家、200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勒·克莱齐奥的《饥饿间奏曲》,有文敏翻译的南非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库切的《凶年纪事》。

  在这些译著的评选中,没有一部作品能获得三分之二的票数。鲁迅文学奖翻译类初选评委由10位不同语种的专家组成。终评委一共有8位专家。

  翻译评委组给中国作协提供的评审报告曾解释空缺的原因:参评作品推荐的渠道不够多样,推荐书目不够多样,没有全面反映国内翻译界近三年的成果;译者队伍参差不齐,翻译作品有赶译、误译、漏译、表达不够妥当的问题;在译著的出版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缺乏对照原文的疏漏、没有及时修正。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翻译家协会常务副会长许钧对此有异议。

  许钧从7个方面陈述鲁迅文学奖翻译奖存在的问题:“在时间上,首先在这三年翻译的;复译的不能进来;多人合作的不能;选刊选译的也不能;作品没有名的不能;翻译有一定错误的,比如整体翻译得很好,如果有一两处错误的也不能;翻译得很好,但是存在意识形态分歧问题的也不能进入评选……这样一来就没有作品能入选。”

  “评奖总有它的规则。就翻译本身来说,鲁迅也有他的精神。”许钧认为,鲁迅本身走的是两条路,一是创作,一是翻译。鲁迅翻译过两百多种的小说,涉及的作家很多,除了俄罗斯作家之外,很多作家作品在当时并不处于文学主流范围,他也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关注被压迫、被侮辱的民族心声。鲁迅把翻译当作打开国门、引发新思维、引进新思想、改造汉语的手段。“

       鲁迅的翻译中,有的采用硬译的方法,如果从今天一般对翻译的理解看,鲁迅所有翻译作品现在都不能获奖。”许钧说。

 ——本文发表于2010年11月18日的《南方周末》文学版                           
         作者:南方周末 夏榆 赵一丹

http://roll.sohu.com/20140703/n401783185.shtml
http://www.kaixian.tv/gd/2014/0704/688847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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